一、中共主要领导人亲自出面做他们的工作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董必武、徐特立都分别去看望他们，和他们谈心。在正式谈判中，中共代表周恩来、林伯渠、叶剑英、林彪、李维汉、聂荣臻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，交换意见。特别是毛泽东，从4月8日起，分别邀请张治中，邵力子和章士钊，黄绍竤和刘斐，李蒸和卢郁文《南京代表团秘书》谈话，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。张治中见了毛泽东后很兴奋，吃饭时，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、诚恳、吃苦耐劳、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等种种美德，感慨万端地说：“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，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。”

　　二、通过解放区的人民去影响他们。在这一段时间，中共代表团安排他们与三轮车夫、饭店茶馆店员、学校师生、工厂工人等各方面的普通人民和普通干部进行接触交谈，使他们亲眼看到解放区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，人民当家作主、扬眉吐气的情形以及中共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。他们深为感动，感受到解放区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，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，承认共产党领导大有希望，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。

　　三、积极鼓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配合中共做他们的工作。和谈开始前，毛泽东会见李济深、沈均儒等人，将中共的具体方案、文件拿出来先与民主人士商量。和谈开始后，将情况向民主人士通报。李济深、谭平山、王昆仑、陈此生、陈劭先、朱学范、许宝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。4月6日，张治中等6人去见李济深，李济深向他们说：“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，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。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。我们做错了，我们要承认。”张治中等就“中共是否允许其他党振存在”等问题提出询问；李济深一一作了解释。这些谈话，对南京代表团接受《国内和平协定》修正案，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　　四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，诚恳真挚地挽留他们。在国民党政府拒绝了南京代表团所同意的《国内和平协定》之后，我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。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。周恩来得知后，为南京代表团成员的安全问题着想，立即打电话给张治中、邵力子，说他代表中共中央、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，请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全部留下来；已协议的《国内和平协定》，日后还会起作用；代表团的各位，今后还会有贡献，请他们考虑。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：“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(张学良)，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。”在北平的南京代表张治中、邵力子、章士钊、李蒸及其随从人员开会讨论后，一致同意留了下来。

　　南京代表团留下来后，他们果敢地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彻底决裂，转变立场，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边。张治中在6月发表了《对时局的声明》，声明中说；“以我所见所闻的，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希望。……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说，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；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，又觉得极大的欣慰。我们中国人，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，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。”黄绍竤因携《国内和平协定》修正案赴宁，解放军渡江后，他即辗转到了香港。刘斐也于6月抵达香港。8月13日，黄绍竤、刘斐联合在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龙云等44人共同发表了《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》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。后来，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，都应政协筹备会的邀请，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，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　　南京代表团转向人民，意义是很大的。这在谈判史上确属少见，它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人心，众叛亲离，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则是人心所向、众望所归，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，广交朋友、诚恳规劝、转化矛盾的极大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