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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,有一个现象曾反复出现,即大凡统治阶级,创业初始,精诚团结,艰苦奋斗,富有牺牲精神,充满朝气与活力;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统治集团渐趋腐败,他们穷奢极欲,挥霍无度,贿赂公行,任人唯亲,最终被新的王朝所替代。于是,又一个兴衰周期开始。期间,虽然有伟大的政治家如唐太宗总结出了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”的深刻道理,但这没有也不可能阻止后世统治者重蹈被水所覆的厄运。这种现象,引起了近代以来许多优秀中华儿女的思索,如毛泽东,他不仅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且已得出了真理性的结论;又如黄炎培,他虽已模糊地意识到问题的实质,但又苦无实行之道。当时针指向公元1945年7月4日时,这两位思索者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坦率的对话。
黄炎培是于7月1日乘机抵达延安的。当时,在许多人心中,延安代表着希望,代表着光明。但对黄炎培而言,心中另有一些传闻,诸如共产党杀人放火、共产共妻之类。他不信这些谣传,但他从未到过延安。于是,他不顾多方阻拦,与冷遹、褚辅成、章伯钧、左舜生、傅斯年等6位参政员飞赴延安,想看看“谁得国人信仰”。经过几天的参观访问与接触交谈,黄炎培欣喜地发现延安“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”,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”,“老百姓的衣服都很整洁,绝对没有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。”“政府好象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都是负责的”;延安全体人民“个个得投书街头意见箱,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”;领导人“个个朴实稳重”,与他们“天天见面谈笑”,“如坐春风中”。黄炎培很激动,也有一点儿隐隐中的不踏实感:延安毕竟还处在创业之初啊!
7月4日,毛泽东特邀黄炎培与冷遹到他家里作客。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。毛泽东介绍了整顿三风的情况。他说,我们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,觉悟到过去种种错误的原因,就在于中了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。他们还就教育学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。毛泽东很诚恳地问黄炎培;您来延安考察了几天,都有些什么感想?黄炎培很坦率地说:我生60多年,耳闻的不说,所亲眼看到的,真所谓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。一人、一家、一团体、一地方,乃至一国,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。大凡初时聚精会神,没有一事不用心,没有一人不卖力,也许那时艰难困若,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。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,精神也渐渐放下了。有的因为历史长久,自然地惰性发作,由少数演为多数,到风气养成,虽有大力,无法扭转,并且无法补救。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,它的扩大,有的出于自然发展,有的为功业欲驱使,强求发展,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,艰于应付的时候,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,控制力不免薄弱了。一部历史,“政怠宦成”的也有,“人亡政息”的也有,“求荣取辱”的也有。总之,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。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,我略略了解了的,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,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。
毛泽东肯定地回答道: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,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,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;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
黄炎培在日记中首肯道:“这话是对的,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,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。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,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,才能使得地地得人,人人得事。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,怕是有效的。”
在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,使之制度化、法律化的今天,近50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场谈话,仍然具有恒久不衰的启示力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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