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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时期,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“三三制”,原则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,即在人员构成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,党外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,中间派占三分之一。1941年冬天因提出“精兵简政”议案而大受毛泽东赞赏的著名的陕北爱国民主人土李鼎铭先生,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。这位党外的政府副主席在工作中受到共产党员的尊重、信任,有职有权,积极参政议政。当然,最初也曾有过一段不适应。
“三三制”政权建立起来后,在一部分共产党员中仍存在着“主人总是我,他们总是客”的不正确思想。因此,这些共产党员在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相处中,表面上以礼相待,骨子里还是讨厌的心情多;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对是否有职有权,也拭目以待。当感觉到有人把他们当“花瓶”摆设时,就产生了消极和不满情绪。曾经有一段时间,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政务会上,总是很少发言。他不说话,其他党外人士也就默不作声。
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每次都要主动问:“李老,您还有什么意见?”李鼎铭总是说:“俺没意见。”但到批发行文时,又不肯在上面划“行”,反映出他实际上是有意见。林伯渠觉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,就把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等人找来商量。林伯渠说:“三三制政策能否贯彻,三三制政权能否巩固,主要方面还在我们共产党员。”
李维汉遵照林伯渠的指示,与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交谈。李鼎铭也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,坦率地把埋藏在心底的意见全部端了出来。他说:“政府开会时,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,什么都不跟我说,我怎么发表意见?政府要下达命令、指示,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,我怎么好划‘行’?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,下级把我当摆设。啥事都是你们党决定了。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。”
针对李鼎铭等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,边区政府党组立即召开会议,研究如何真正使党外民主人士有职有权,改善党与非党关系。经过认真讨论,制定了4条改进措施:(1)各厅、处、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报告工作;(2)每次政务会议前提交会议的议题,除交党组研究外,还需向李鼎铭副主席报告,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,如有意见便缓期开会;(3)某些要由李鼎铭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,必须由主管负责人事先说明内容,征得同意,然后再办理划“行”手续;(4)平时多接近,多谈心,多交换意见。
经过努力,“三三制”政权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,党外人士在政权中感到有职有权了。1942年7月,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。当其中一些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人悄悄问李鼎铭从政感想时,李鼎铭先生爽快地跟他们说:“在工作中本人毫无任何困难的感觉。”他说,作为边区政府副主席,处理问题时,他是一为人民着想,二为政府着想,三为共产党着想。他还表示自己对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深信不疑。士绅们听了无不为之感动,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。
延安时期“三三制”政权的建立说明: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,有利于团结和调动各阶级、各阶层的人们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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